注释: [1]陈云生：《宪法文化的启蒙》，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8期。

与传统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并列，作为一个新术语的中央银行是以货币权（monetative power）的方式运行，就像经济系统中的宪法制度那样。这些社会系统的自我限制不会因为功能迫令的原因而自动产生，而是只能作为激烈的宪法战争的结果，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出现。

从法律的观点看，正是法律规范的生产与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典型地融合在一起。一种宪法总是连接着两个真实运用的过程。更为现实的方案似乎在于某些民族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某些国家之间则可以相互合作—至少，这些国家要比较强大，拥有稳定的政府、强大的经济实力、可兑换的稳定货币等等。关于网络中的基本权利保护，参见Vaios Karavas, Digitale Grundrechte:Zur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im Internet （Baden-Baden: Nomos, 2006）。为了把宪法从其他结构耦合的情形中区分出来，我们以法律与社会子系统的约束制度（binding institution）这个术语指称宪法。

[72]一旦支付操作成为反身性的，也就是说，当货币供应的操作被用于货币供应的操作时，这一悖论就被破解了。个人成瘾现象与此相似，也显然要等到触底反弹。唯一可行的解释是：在第一届国会的政党身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社会利益集团。

再看看国民党和进步党的政治理想。与之相伴，战神山议会最终仅仅拥有祭祀神祇的职能，其最高立法和决策机构的地位被全民议会所取代。探讨一下这个缺失的历史渊源，及其社会基础，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合理评估。关键之处在于：其一，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可以统一行动的政治力量。

这个议会的名称为Thing，很有可能源于德语的Ding。一般认为，雅典第三阶层是重甲步兵的主力，因而在索伦和克里斯特尼的制宪改革中接连获得政治权利的改善。

然而，各国君卿所能给予民众的则是：废除土地宗族公社所有的井田制，将田地永久性地授予民众，所谓赏以悦众 即是。以此而论，周朝以前华夏地区的诸侯盟会与古希腊议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不同的部族混居一域和一个部族由不同姓氏所组成，在居住区和部族之内，必然存在血缘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三，为争夺议会席位，宋教仁摒弃平均地权的主张。

2013年9月25日于奥地利寒舍 作者：张刚，居住于奥地利，研究方向：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 来源: 共识网 进入专题： 宪政 。与此同时，贵族议会（House of Lords）的权力也逐渐向平民议会（House of Commons）移交。即使不隶属任何政治团体的竞选人士，亦非主张共和的革命派。但是，商朝迁都并非由外族介入所迫，更没有在迁居地与其他部族混居和分权而治的记载。

与雅典的贵族家族之争相似，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和世卿们，为了在争霸兼并战争和世卿之间的权力倾轧中取胜，无不争相取悦国人。段、梁拒绝恢复第一届国会，于民国七年（1918年）重新国会选举，史称福安国会。

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自此，中国社会结构的上上下下，从社会的政治和区域结构、阶层划分至家庭运作，均以血缘为框架，血缘社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国人全体拒绝参战，甚至弑君逐卿，此类事件频发，显示了国人拥有比雅典第三阶层更为强大的社会实力。以中西方比较的视野，中国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缺失，即：宪政体制。迫于财政等等众多原因，孙中山将聚集于南京的三十万鱼龙混杂的义军遣散，国民党手中几乎没有剩下一兵一卒，不但不能控制任何一个省份的政局，而且被袁世凯和段、梁先后两次逐出两届国会。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各方各派起义力量群龙无首的局面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从定义上来讲，什么是宪政很容易解决，即：政府的权力由宪法约束。仅仅从数字上来讲，国民党代表了45.13%的选民。

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依据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之说，雅典政治改革启始的背景，是大量下层民众失去土地和债务沉重。

国人自幼接受军事和礼乐训练，历经小学和大学的教育，有相当的的文化程度。结束语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中西，都有社会阶层之分，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之分。

此外，据众议院议员统一党党人王绍鏊记述：在江苏，两派竞选人在茶馆之类的公共场所发表竞选演说，听者多为士绅和中上层人士，下层民众对演讲内容不感兴趣。当然，在国共之争中，以宪政为门面，为国民党政权争得一点儿合法性，亦是就中情理。

自威廉公爵之后，英国议会的发展与古雅典相似，中经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是一部君主不断向议会移交权力、直至仅仅为大英联邦象征性主权的历史。退让风波，可以说是：有其声，无其势，只是一出边缘闹剧。而三次制宪改革的共同点，则是对贵族拥有的议会权利的限制和削减。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议会参与权从由贵族垄断，逐渐演变为雅典全体男性成年公民拥有平等的议会权利。

国民党党内高层官员，几乎统统反对此时搞选举宪政，而蒋介石立排众议，决意举行议会选举，为1848年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做准备，如果说与美国政府的换马意图无关，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第二次源于辛亥革命后十四省自治的格局。

看看当今欧盟之难产，即可知一斑。中国社会自始至今，没有西式议会的存在。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可以统一各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其主要论点是：推翻帝制必然导致群雄并立，最终导致专制。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两次有党派之争的宪政结果，统统是中央财、政能力的丧失。这里加上一句，由于大规模的舞弊，大量选票根本没有到达选民的手中。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内源性的不同利益集团协商共处的社会基础。另一种社会，以不同社会集团协商来定义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秩序。

《尚书》中记载有诸侯盟会。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议会机制的起源和形成仅仅是一个局部现象。

乘虚而来，不同部族的日耳曼人连续入侵，造成英格兰地区小王国林立，冲突双方各自能够纠集六、七十人，已经堪称大规模的战争。所不同者：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诸侯、世卿、家臣的军权和田赋权-统统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至治。

当然，由于不同地域的民族混居结构不同，议会的机制也各有千秋。直至20世纪初，在农业生产工业化之前，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不同形式的乡村自治机制里。